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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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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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大總統 | |
任期 1913年10月10日－1916年6月6日 | |
| 总理 | 熊希齡 徐世昌 陸徵祥 段祺瑞 |
| 副总统 | 黎元洪 |
| 前任 | 自己（臨時大總統） |
| 继任 | 黎元洪 |
|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 |
任期 1912年2月15日－1913年10月10日 | |
| 总理 | 唐紹儀 陸徵祥 趙秉鈞 熊希齡 |
| 副总统 | 黎元洪 |
| 前任 | 孫文 |
| 继任 | 自己（被國會選為正式的中華民國大總統） |
 大清內閣總理大臣 | |
任期 1911年11月16日－1912年2月12日 | |
| 君主 | 溥儀 |
| 前任 | 奕劻 |
| 继任 | 末任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59年8月20日 大清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 |
| 逝世 | 1916年6月6日(1916-06-06)（56歲） 中華民國京兆地方 |
| 墓地 | 安陽北關袁林 |
| 国籍 | 大清 中華民國 |
| 政党 | 北洋軍閥、共和黨 |
| 宗教信仰 | 儒教 |
| 签名 |  |
袁世凯 | |||||||||||
| 简化字 | 袁世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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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字 | 袁世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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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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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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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廷（又作慰庭、慰亭），號容庵，汉族，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故又稱袁項城。清末民初重要的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北洋新军領袖[1]，中国近代第一位立宪制君主，对近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以及漢族传统文化的恢复作出过重要贡献[2][3][需要更好来源]，是中国警政、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奠基人[4][需要更好来源]，对中华民国的成立起到关键作用[5]。曾任清朝內閣總理大臣、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和中華民國大總統等职。
袁世凱出身官宦家族，於清末投身淮军，后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溃日軍，被清廷委以重任[6]，回国组建新军，襄贊洋務運動及清末新政[7]，自道員、巡撫、總督累升，至入值軍機處，甚至內閣總理大臣，成為清末頭號權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文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袁世凯逼迫大清皇帝逊位，袁世凯组建临时政府[8][5]。
成为民國首任大總統后，袁世凯进行改革，发展经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但其施政引发争议，国内爆发二次革命，又與日本签署《中日民四条约》引发国内民众不满。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將改次年為洪憲元年並建立中華帝國，但由于国内多方勢力的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君主立憲國體，改元後僅82天（1916年為閏年）帝制便以失敗收場。同年5月6日袁世凱同意將辭退大總統之位，但還來不及實現就于6月6日病逝，後來葬于河南安阳[9]。
目录
1 早年生涯
2 嶄露頭角
3 小站练兵
4 清末政局
4.1 戊戌变法
4.2 义和团
4.3 清末新政
5 东山再起
6 大清帝國覆滅
7 中華民國總統
7.1 临时大总统
7.2 正式大总统
8 与日条约
8.1 背景
8.2 经过
9 中华帝国
9.1 君主立宪背景
9.2 中华帝国结束
10 任内施政
10.1 文化方面
10.2 军事方面
10.3 经济方面
10.4 教育方面
10.5 政治方面
10.6 禁毒禁赌
11 評價
12 家族
13 袁世凯相关书籍
14 影视形象
15 註釋
16 参考文献
17 外部連結
早年生涯
清咸豐九年（1859年）8月20日，袁世凱出生於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今項城市千佛阁办事处袁张营村）一個官宦家族。父祖多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間開始興盛，袁世凱的從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運總督，並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為淮軍重要將領。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與捻軍作戰得勝。他的父親因此將他取名為“凱”，並按照家族族譜的譜名字輩“保世克家啟文紹武”，給他命名“世凱”。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紳，曾任陳留訓導，父袁保中官至候補同知。叔父袁保慶曾在袁甲三的軍中帶兵，官至二品江南鹽道道臺。生母劉氏是項城縣南頓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凱自幼過繼给袁保慶為嗣子，少年時隨嗣父先後到濟南、金陵等地讀書。袁保慶病故後，1873年冬，堂叔袁保恆获同治帝三个月假期返回项城，与侄子袁世凯会面，袁世凯获得赴京念書的机会。
1874年农历新年过后，袁世凯与弟弟袁世廉在家中男仆的保护下来到北京，投奔在京任内阁中书的叔父袁保龄，袁保龄对二人的教育极为重视，聘请严师谢子龄管教二人，但袁保龄初见二人后对他们评价不高，认为袁世凯“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11月，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病逝，据说袁世凯听闻“哀病失血，咽喉溃烂如蜂房，久不愈”。因为袁世凯已经出嗣，袁保龄未允许他回乡料理后事，只允许他回籍守孝。此后，袁世凯开始努力读书，有一定进步，袁保龄很高兴“凯侄八韵颇长进，文章尚不入门”。同年冬，袁保恒回到北京，开始更加严厉督促他。袁世凯愈加勤勉，学习十分投入[10]。
1876年秋，袁世凯赴陳州參加鄉試不中，一般认为袁世凯学术不精，致乡试不第。不过其落榜原因也有其他说法：袁世凯考得“项城县之府案首”，但河南学政瞿鸿禨在考陳州府时，不尊重知府吴重熹，吴重熹为此针锋相对两人结怨，瞿鸿禨于是取消了陈州各府属的府首，袁世凯因此成为牺牲品[10]，虽然未能及第，但袁世凯于同年年底與沈丘于氏結婚，两年后诞下唯一嫡子袁克定，不过袁世凯与于氏关系并不融洽。袁保恒见袁世凯完婚，频繁招袁世凯回北京继续学习以考取功名，袁世凯最初也极为重视“然虽多病，亦不敢自弃。每当卧病，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味读，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1877年初，袁世凯回到北京，一度想外出谋职户口，袁保恒知道袁世凯的想法后断然否定。
1875年至1878年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1877年4月30日，光绪帝命身为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前往河南赈灾，袁保恒于是偕袁世凯前往河南，12月30日出发，途中经过保定，袁保恒与李鸿章会面，请求帮助，李鸿章当即拨米三万石，但此时李鸿章是否见过袁世凯则不得而知。1878年1月16日，二人抵达开封。当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十分寒冷，袁世凯冒着恶劣气候办公，为避免流言住在开封城外。在此期间，袁世凯目睹了饥民惨状，官军残杀，赈款不敷，曾感慨道“赈务实属万难”，但也下决心“尽此赤心，捐此腐躯，上以报国，下以报叔父”。当时开封流行瘟疫，5月，袁保恒认为自己身体强壮冒险前往检查粥厂，感染瘟疫，不久病逝。在接任的到达之前，袁世凯出色完成了交接任务[10]。此后，袁世凯返回項城，移住陳州并在此与家人共同居住三年时间。期间，袁家在袁保龄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分家，但分家的结果目前尚无资料证明。在此期间，袁世凯“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其性格“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予，以善为乐”，袁世凯与知府吴重熹成为“诗酒友”，“雅敬爱之”。此外，袁世凯意外结交當時正在陳州授館从事文牍工作，前往袁甲三祠园林游玩的徐世昌。相见第二天，二人拜為金蘭，徐世昌为兄。袁世凯资助徐世昌兄弟二人赴顺天乡试，二人双双中举。1879年秋，袁世凯再次鄉試不中，因此将所学书籍付之一炬，并表示“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1880年，袁世凯决定棄文就武，投靠吴长庆，加入庆军，吳長慶为袁保慶的結拜兄弟，出身淮軍，為慶軍統領，統率慶軍六營駐防登州，督辦山東防務。袁世凯从陈州出发，先前往上海，准备之后再前往山东登州即吴长庆大本营所在地。抵达上海后，袁世凯很喜欢这座城市，在一家旅店安顿下来，后四处寻找工作机会无果。在此困顿之际，袁世凯去了一家妓院，在此结识苏州籍妓女沈氏，二人相交甚欢，无话不谈。沈氏阅人无数，得知袁世凯身世后劝其尽快前往登州，投奔吴长庆，并用私房钱资助袁世凯。袁世凯发誓安定下来后回来迎娶沈氏，沈氏也表示袁走后会自己出钱赎身并等他回来。后来袁世凯将沈氏接到朝鲜生活。沈氏终身未育，袁世凯将次子袁克定过继给她为嗣子，北上途中，袁世凯结识阮忠枢，一见如故。袁慷慨资助阮，阮后成为其终生心腹[10]。
1881年5月，袁世凱至山東登州，任“慶軍”營務處會辦。吴长庆对袁照顾十分周到，优待至极。由于袁尚未通过乡试，吴召来营中最好的老师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向他们引见袁世凯，特意强调“今留慰亭读书，所以报笃臣也”。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于是每天督促袁功课，袁再度备考科举。此间，袁世凯称“近日作文太多，且盼家信，因呕血”。但是，他的作文在张謇眼里却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由于张謇严厉直率，导致二人疏远。而周家禄则点到为止，以鼓励赞扬为主，袁“更喜周公”，后任直隶总督时请周入幕府，礼遇有加[10]。
嶄露頭角
1882年，袁世凱23歲，藩屬國朝鮮發生壬午軍亂，朝鮮高宗李熙之父李昰应兵變奪權；親中的朝鮮事大黨請求清廷出兵平亂，袁世凱乃跟隨吳長慶的部隊前往協助吳長慶的幕僚馬建忠設謀，要袁世凱將李昰应拘捕，李昰应被擄後，袁世凱以「通商大臣」身份駐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建親軍與鎮撫軍，並控制稅務。
1884年，朝鲜分化為新舊兩派勢力。一派是以閔妃為首的外戚集團，另一派則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進派。以金玉均激進派為代表的「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被「事大黨」及閔妃把持的政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凱當機立斷，指揮軍隊擊退日本軍，日本人對袁世凱恨之入骨。[11]1885年，袁世凱被封為“清朝駐紮朝鲜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權代表，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1887年8月開始，朝鲜政府先後向日本和歐美各國派遣使節，以對國際社會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規模的獨立外交活動，引起清政府不滿。[12]
1894年初，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形勢緊張，朝鲜國王向中國借兵鎮壓，李鴻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軍開赴朝鮮。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相關條款，6月7日清廷將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駐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會清廷稱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鳥圭介率軍到達朝鮮京城。獲悉清廷出兵後，起義軍6月11日與朝鮮政府簽訂《全州和約》，朝鮮内亂有所緩和。6月12日大鳥圭介主動與袁世凱會晤，商談共同撤兵，但日本内部對此不滿，在沒有達到全部目的前拒絕撤兵，中日雙方對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軍隊在豐島海面對清軍發動襲擊，挑起豐島海戰，進而引爆中日甲午戰爭。[13]
小站练兵
中日甲午戰爭以清軍海陸皆敗收场，袁世凱奉命隨軍撤回天津。因袁世凱在朝鮮時期表現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鴻章等大臣乃於1895年舉薦袁世凯負責督練新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凱接替胡燏棻練兵。袁世凱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14]袁世凯開始了在天津與塘沽之間的小站的练兵生涯，史稱“小站練兵”，這股兵力後來成为清末陸軍主力，也是北洋軍閥的雛形。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以及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14]部下徐世昌把德國普魯士軍歌《德皇威廉練兵曲》改編成《大帅练兵歌》，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5][16]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促进了清军的近代化。[14]
清末政局
1895年，袁世凯与徐世昌、张之洞等都列名参加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并出资赞助[17]。
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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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期间，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及维新派和以慈禧太后为首后党及守旧派发生激烈争执。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赏候补侍郎，责成专讲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17日，康有为接到光绪帝密诏，密诏中光绪帝认为自己皇位不保。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当晚，谭嗣同与袁世凯秘密在京郊法华寺见面，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领敢死将士数百，拥光绪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同意。20日，袁世凯向皇帝辞行后乘火车回天津，立刻向荣禄告密，二人商议对策[18]（一說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19]）。榮祿即日回京密奏慈禧太后，太后於翌日宣佈廢除新政。
也有人根据史料记载认为，戊戌时袁世凯倾向维新派，并未主动告密，[20]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罪責為族滅的叛國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只是脱身之举。[20]
义和团
義和團在山東排教，以私刑方式杀死许多外國和中國基督徒，引发歐洲各國不滿。1897年11月山東曹州府爆发「曹州教案」，两名德国神父被杀。由於此地的天主教聖言會受德國庇護，11月6日德國以此衝突為藉口出兵山東，武装侵占胶澳地区。后引起连锁反應，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借地。在此期间，袁世凯先后向山东巡抚张汝梅[21]、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22]、代理营务的徐世昌[23]出谋划策，预筹战备。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24]，实则是遏制德军。[25]
1901年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及光绪皇帝的朱批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义和团，並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拳民，其中毓贤態度尤为明显，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眾因生計而繼起反抗，进而引發教案，使列强乘機宣戰。懼外的毓贤无力驾驭局势，遂煽动民眾鬧事襲擾洋人，[26]这引起列强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美国公使称：“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27]，不点名的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此意见亦符合慈禧太后及荣禄罢免毓贤，任命袁世凯的想法。12月6日，袁世凯被任命為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爆发，山東省在袁世凱治下得以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
清末新政
1901年李鴻章去世，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成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顺利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隸總督期间，袁世凱大力襄贊新政，包括廢除科舉、兴办学校、督辦新軍、发展实业、獎設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請建立山東大學堂（今山東大學前身），后来參與到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前身）的建設中，他一手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成为今天中华民国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由他倡導的北洋新区，是中国地區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區。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基础，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六镇，后改称为北洋陆军重新编制，总兵额达7万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凯在河间府举行河间秋操，為中国地區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现代化正式野战演习。1906年又舉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瞩目。
1898年的戊戌維新因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推行。《辛丑和約》后，立宪声浪日漲，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领导者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经过月余准备，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因对满清亲贵不利，又遭反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官员有利的方案。[28]1907年丁未黨爭中軍機大臣瞿鴻禨被罷黜，林紹年請辭，袁世凱與張之洞因此替補調入朝廷中樞任軍機大臣，但同時也使袁氏疏遠軍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第一支新式地方警察隊伍及最早的近代地方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正式成立於天津；同時，袁又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溥儀繼位，醇親王載灃任攝政王。由於載灃反對袁世凱的很多新政措施，於是解除袁的职务（根據溥儀回憶錄，載灃認為其兄光緒帝係袁世凱謀害，亟思報仇，但袁掌握軍系人脈，無法斷然下手），袁見形勢不利，決定稱疾返回河南，最初隱居於輝縣，後轉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陽市）。在此期間，袁韜光養晦，隐居時仍關心政事。
东山再起
袁世凯军装照
1911年10月10日新军陆军第八镇兵变，引爆武昌起义，并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後相繼有多個省宣布獨立，支持反清；为取得交战的合法地位，各方反清势力[a]均主张组建中央临时政府。清政府知道中國國內，僅有北洋军可以抵抗叛軍，於是命陆军大臣廕昌率军南下镇压起义，但廕昌無力驾驭北洋军。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建议起用袁世凯，载沣见內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唯有于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压制起义，袁世凯一面奏请清政府停止进攻，一面表达善意，让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议和。[29]革命党人、相继独立的各省、海外华侨则都希望袁世凯赞助共和，他们中有的希望袁回旗北向对付清廷，有的发出推举其担任筹备中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邀请。[30]如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11月2日，伦敦和芝加哥华侨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将袁世凯与拿破仑和华盛顿做类比，表示若袁能直捣黄龙，南北各省都会听命于他；11月12日，黎元洪又向袁世凯表示，只要袁“能来归”，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就非袁莫属。[30]
另一方面，10月29日张绍曾等将领联名向清廷施压，请求朝廷尽快立宪，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独立各省立宪派的诉求，史称滦州兵谏。兵谏次日，清廷宣布特赦国事犯（即政治犯），解除党禁。11月1日清廷又宣佈解散滿人皇族內閣，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资政院于11月8日推举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凱从南方抵京组建组阁，11月16日以汉族人为主的袁世凯内阁名单公布[b]。11月26日，北洋军一举攻克汉阳，这样既能给清政府内部主战派有所交代，又能迫使黎元洪谈判。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意调停战事，愿意促成袁世凯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在起义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有意停战，并于11月30日达成停战协议。[29]12月2日，《时报》发表袁世凯的政见，他呼吁各方以大局为重，满汉两族冰释前嫌，主张清廷君主立宪，以避免国家分裂，他会与进步党中的民主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通力合作，使各事都能处置妥当。他说：
| “ |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各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矣。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31] | ” |
大清帝國覆滅
隆裕太后诏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
在南方独立各省为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召开的联合会中，1911年12月2日《汉口会议》确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12月4日的《上海会议》根据《汉口会议》的精神，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以虚位待袁，同时决定大总统职权暂由大元帅行使，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遭到黎元洪等人反对。《南京会议》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因其在武昌，不方便到南京工作，所以让黄兴代职。[30]而黄兴力辞不就，组建中央临时政府陷入僵局。12月18日，袁世凯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体、清皇室善后、大总统的确立等问题展开讨论，南北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相关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袁世凯无疑将当选民国首任总统。这样的结果是同盟会不愿接受的，12月29日，同盟会连夜赴南京召集代表开会，提出成立政府，并選出孙中山為南京政府臨時大總統，12月31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参加这次选举的代表属非法代表。[32]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解释原因称东南各省久缺统一机关，行动困难，总统之职只是暂时担任。[29]
1912年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通电清政府，称军情紧急，请求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其实是袁世凯压制清室主战派的手段。1月12日，奕劻配合袁世凯在宫廷会议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件。1月16日袁世凱亲自上奏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在当日上午退朝回家路上，袁世凯遭到中國同盟會京津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侍衛隊長等十人，袁倖免於難。袁世凯后来称病休息，但继续让他的亲信代他逼宫。[33]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五条要约》[c]的方式向袁世凯摊牌，企图做实南京临时政府。[29]经过反复修改又于1月22日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幕后谈判全部曝光，势同最后通牒，这不但令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也让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尽失颜面。[29]袁世凯以孙中山提出的条件与南北双方协商的内容不一致为由拒绝接受，袁世凯认为，如果清帝退位后各国不能及时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又不能统一中国，中国便成无政府状态，这样就无法维持秩序，对付外人。如果孙中山一定坚持己见，他不得不作废先前谈妥之事。期间，孙中山还以出让中国利益的方式企图向日本借款，以筹备与袁决战，但未能如願。[29]袁为少生枝节，屡屡向孙妥协，同意同盟会多人进入总长之列，同盟会最終如愿以偿。[29]袁世凱於是加快了逼宮的腳步，1912年1月26日，在袁世凱授意下，段祺瑞等北洋軍五十位將領發布了《北洋五十將乞共和電》[34]，向隆裕太后逼宮，不久，段祺瑞又發表《乞共和第二電》[34]，直接挑明「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直接以武力恐嚇隆裕太后，隆裕于2月12日颁降懿旨，接受《优待清室条件》，幼帝溥儀退位，清朝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让他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清朝統治宣告終止。她在《宣统帝退位诏书》中说：
| “ |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 ” |
中華民國總統
临时大总统
南北議和後，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30]，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後，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防范袁世凯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變總統制為责任內閣制，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35]。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随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投票决定定都地点，结果参议院以20票的压倒多数反对定都南京，但孙仍堅持主张，最后在黄兴的威胁及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并以19票比17票的结果通过定都南京。[36]2月29日，北京兵變后，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表示拥护《临时约法》。唐绍仪内阁在施政上反映了同盟会约束袁世凯的要求，引发袁世凯的强烈不满。6月间，唐绍仪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发表了改任王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四位同盟会阁员被迫辞职。袁世凯先提出了无党派的陆征祥组阁，因参议院反对而流产。随后，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代理，至此内阁被袁世凯直接控制[37]。
在1913年2月举行的民国首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获得多数議席，按約法精神應由該黨理事長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不料宋于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时人普遍认为袁世凯授意暗殺，引发全国声讨。《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大总统之叛逆》等文，称袁世凯为“专制魔王”，提出“以暴易暴，惨无人道，欲真共和，重为改造”的口号。3月26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与黄兴会晤，号召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党内人士反对，经过3个月未能组织起讨伐袁世凯的力量。4月26日，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以全部盐税收入作为抵押，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4月7日，袁世凯发布秘密动员令，5月1日起用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开始军事部署。5月21日，袁世凯发最后通牒，“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7月12日，李烈钧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随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上海和重庆相继宣告独立。9月，冯国璋与张勋攻占南京，各省相继取消独立，北洋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和胡汉民逃亡日本[38]。
正式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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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各国驻华使节觐见合影
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中，袁世凱派手下偽裝組成的公民團数千人包圍了國會，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叫喊「今日非將公民所瞩望的總統選出，不許選舉人出會場一步」[39]。从早上8时到晚10时，议员忍饥挨饿，连续投票3次。然而，在前兩輪投票中，袁世凱仍然分別只得到了471票和497票[39]，未达到法定3／4的票数规定。最后，议员被迫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40]。10月10日，袁在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就職演説中，談及個人從政生涯及共和國成立后，法律、道德、教育和實業發展等方面問題。10月14日，由国会编制的《天坛宪法草案》脱稿，乃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增訂版。袁世凯10月16日在《致众议院咨请增修约法案文》中指出临时约法限制过苛，而临时约法第五十五条規定大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注之权，所以爲了政务统一，要求国会扩大总统职权。但国会将大总统的提案置于勿庸讨论之境地，并在此后再三拒绝听取袁世凯的陈述。袁的意见遭国会堵塞后，他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公开陈述自己对宪法草案的意见，以争取国会外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各省军民长官在电复中均支持袁世凯的意见。[41]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根據警备司令官查获贛省起事（即二次革命組成部分）領導者李烈钧與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有密电來往勾結之實，遂發佈《解散國民黨通令》，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內中指出：
| “ | ……國民黨之所謂黨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奪權利之實。凡可以逞其野心者，雖滅國亡種，荼毒生靈，亦所不惜。其運動方法，或以利誘，或以威嚇，或以詐取，務使同種之人，互相殘害，而自為狡兔三窟之謀。其鼓吹之術，或以演詞，或以報紙任意造謠，顛倒黑白。利用一般思想單簡之青年，一入彀中，即為所賣，附和煽亂，至死不明。此等鬼蜮行為，即個人尚不能立身，遑論治國？ | ” |
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取消后，國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袁世凱派員組織中央政治會議作爲臨時替代機構，在召開的首次政治会议上，袁世凱指出内政紊亂是因部分人錯誤理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内涵所致，還聲明亂黨人員失敗后捲公款而逃，并談及外交及司法獨立問題。1914年1月，袁世凱根據黎元洪等人及政治會議的意見，將國會解散。1914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布了民告官爲特色的《平政院编制令》。1914年5月，袁世凱公布《中華民國約法》，改责任內閣制為總統制。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
与日条约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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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d][42]
——胡适对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涉的评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協約國）為理由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澳地区（今属青岛市）和山東膠濟鐵路沿線地帶。袁世凯政府分别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两次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
民国初期，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所主導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从日本获取资金，打算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的三井物産森恪签订近乎出卖中国主权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43]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之际，秘密向袁世凱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條》）的无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为底本，如有关汉冶萍公司的条款[43]及孙中山与森恪之间达成的以租借满洲给日本为条件的秘密借款案。[44][45]日本还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認日本取代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洲及蒙古的權益，以及承諾聘用日本人為顧問。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將中國納入成為其保護國。美國聞訊雖對日本提出抗議，但日方並沒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经过
《中日民四条约》文本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刪除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46]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
| “ | ……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 | ” |
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47]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46]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其他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他说：
| “ |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47] | ” |
在日本的脅迫下，袁世凯政府5月9日在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后将当日定为中国国耻日，史称五九国耻。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最后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e]，总称《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49]近年来一些新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袁世凯政府还有另一重压力，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
| “ | ……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50] | ” |
中华帝国
袁世凱著龍袍祭天
君主立宪背景
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51]
——美国政治协会会长古德诺
1915年夏，北京政局动荡不定，共和政体以来乱象不断，《二十一条》刚交涉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8月3日，由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为袁安排憲法顧問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发表《共和與君主論》称：“......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52]。从世界形势看，当时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强国亦不在少数[f]。
8月14日，有十三太保[g]之稱的楊度和孙毓筠等人成立籌安會，发文支持施行君憲。楊度认为，国家须一元领导才能安定，在安定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指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其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共和难以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易动乱。[53]8月23日，籌安會召集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进京商讨国体事宜，除少数表示拥护共和外，大都表示必须改变国体。[52]8月25日，蔡锷等北洋军人请愿帝制。袁克定亦偽造《順天時報》[h]，營造日本支持袁稱帝的氛圍。[55]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52]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依參政院起草的《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由全國選出的國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時就國體變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52]当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書，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
| “ | ……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56] | ” |
12月12日，袁世凱宣佈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即皇帝位[57]:1416当日早上，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56]，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拟定《新皇室规范》：
中華帝國國旗
| “ | ……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58] | ” |
此后，中華帝國进入筹备阶段[59]:7，欲改年號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總統府改為新華宮。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舉行护国运动，西南爆發反袁運動。袁得知消息后，于12月29日下令免去蔡锷等人职务，称蔡锷讨论国体问题时，曾联合北京的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后请假出国就医，怎会秘密回到云南，袁世凯不相信蔡锷欺骗自己，但无论宣布云南独立的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或被奸人捏造，唐继尧、何可澄都应承担地方之责，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所以将他们三人免职，听候查办。[60]原令如下：
| “ | ……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60] | ” |
中华帝国结束
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君主立宪制，后来却又起兵討袁，袁世凯才明白自己被蔡锷欺骗了。[60]1915年12月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组织北洋军征伐滇军，互有勝負。與此同時，中華革命黨和日本帝国也趁機活動，日本早在1916年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动向，袁世凯政权并不符合日本在华利益，因此日本在背后以各种手段支持反袁势力。[i][63]虽然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j]但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k]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於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佈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 “ | ……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袁还曾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來源請求]……’ | ” |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临终遗言
1916年袁世凯葬礼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l]，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及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64]
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自大總統之職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61]
早在3月27日，袁的身体即出现病状，报载袁病失音，疑系中毒[61]。5月16日，袁的腰和枕骨出现疼痛症状，饮食锐减，不能入寐。5月28日袁病重，颜色憔悴。6月3日病笃，饮食即吐，小便癃闭。6月5日中午袁猝晕，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61]袁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1]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继任者黎元洪则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砲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9]北洋政府根據其「葬吾洹上」的遺願，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趕赴河南安陽慎選堪輿，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續近兩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餘萬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銀元建成，[9]陵墓被稱为「袁林」，佔地近130畝。[65]
任内施政
文化方面
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十二章国徽
清朝入主中原后，中华传统的礼仪风俗和文化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66]汉族出身的袁世凯在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上不遗余力，逼宣统帝退位之后，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倫常文》，提倡国民尊崇伦常，他在《通令國民尊崇倫常文》中说：
| “ | 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67] | ” |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孔聖文》，并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这是一部以明代祭服制度为主体，结合“周制”概念拟订的祭祀冠服条例，恢复汉服式祭服，并于同年冬至在北京天坛举办具有汉人政权特色的祭天典礼。1914年9月25日，袁世凯又颁布《祭孔令》，明令中央和各地方须在孔子诞辰之日举行祭孔活动，并于28日举行中华民国官方首次“官祭孔子”活动，又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1914年11月3日，袁世凯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称“忠孝节义”为国粹，指责乱党破坏中国社会秩序：
| “ | 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68] | ” |
另外，華人四大節日與春节的设立也与袁世凯有关。農曆新年的第一天“元旦”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上溯至4000多年前，而现行的春节历史却很短。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農曆正月初一为“春节”，例行放假；而元旦改為國曆一月一日，从1914年开始实行并延续至今。[69]
军事方面
新军操练场景
1903年起，袁世凱开始着手中國軍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軍教官，创办警、步、馬、砲、工、辎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舊軍改編警察，令中國軍警分離，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70]
對外軍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鮮王朝的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擊退日軍，瓦解了朝鮮親日派和日軍顛覆朝鮮政權的圖謀。之後，在袁任清朝駐朝鮮大臣期間，他盡一切可能擴大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成為朝鮮王朝內最有權勢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鮮的商業、外交事務和內政。[71]義和團運動爆發后，在山東的袁世凱與兩廣的李鴻章、湖廣的張之洞，兩江的劉坤一，一起組織了東南自保運動，反對朝廷對於義和團的支持、也反對朝廷對外國的宣戰，並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鎮壓拳民，保護在華外國人的安全。雖然這一政策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具有反動性，但是也正是這一政策使得經濟昌盛的東南地區，避免了義和團運動帶來的社會混亂與外國武力的入侵。[72]
经济方面
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73]
农业方面，袁世凯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74]
财政金融方面，袁世凯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75]
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世凯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世凯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76]
教育方面
1903年，袁世凯(中)视察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与该馆监督和学官大臣合影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他与张之洞在1905年建议清廷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77]，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推广免费的新式學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55]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國家之繁榮昌盛，實繫於國民之品德、知識和體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強化公民教育。[55]袁世凯曾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折稿》获光绪皇帝批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正式成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写下浓重一笔。[78]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79]
政治方面
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宫下，清朝皇帝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得以成立。[5]袁世凯作为编纂官制大臣，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举足轻重，[80]他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選人考試，以考察行政能力與一般知識為主。并建立廉政機構，設置平議院，專門審理官員犯罪案。[81]在法律建设上，袁世凯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70]袁世凯还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82]
禁毒禁赌
禁毒禁赌也是袁世凯的一贯主张。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83]袁世凯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84]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m]。在禁赌方面，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85]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86]
評價
引自李敖千秋評論叢書1《千秋●冤獄●黨》：「……蔡元培追憶這個中華民國大總統的罪惡，可蓋棺論定三點，第一是「官僚」，「畏強仰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侈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第二是「學究」，「天壇祀帝，小學讀經，復冕之飾，行拜跪之儀，所以表學究之頑舊也」；第三是「方士」，「武廟宣誓，教院祈禱，相士貢諛，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
家族
袁世凯与母亲的合影
周妃（左）、閔氏（中）、翠媛（右）
袁世凯与儿女合影
袁世凯一妻九妾，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二十八个孙子、三十一个孙女，儿孙总和达九十一人。
- 妻 于氏（河南沈丘縣財主于鰲之女）
- 第一子 克定，娶吳大澂之女吳本嫻為妻。
- 第一妾 沈氏（蘇州人，未生育子女）
- 第二妾 李氏（朝鮮人，第三妾金氏兩個陪嫁姑娘之一）
- 第一女 伯禎，嫁張人駿子張允亮。
- 第五子 克權，娶端方女兒為妻。
- 第七子 克齊，娶孫寶琦女兒為妻。
- 第十子 克堅，娶陸建章的女兒為妻。
- 第十二子 克度，娶富商羅雲章的女兒為妻
- 第六女 籙禎，嫁孫寶琦兒子。
- 第三妾 金氏（朝鮮王族夫人之表姊妹，兩班出身）
- 第二子 克文，娶劉梅真為妻。
- 第三子 克良，娶張百熙的女兒為妻。
- 第三女 叔禎，又名袁靜雪，嫁楊士驄(楊士琦弟）之子楊毓珣。
- 第八女 環禎（早亡），
- 第十女 思禎，嫁鄒文凱（北京憲兵司令）
- 第四妾 閔氏（又作吳氏，朝鮮人，第三妾金氏兩個陪嫁姑娘之一）
- 第四子 克端，娶天津鹽商何仲璟之女何慎基為妻。
- 第二女 仲禎，嫁薛福成的孫子薛觀瀾。
- 第四女 次禎（早亡）
- 第七女 復禎，嫁蔭昌子蔭鐵閣。
- 第五妾 楊氏（天津楊柳青人，小戶人家，精明能幹）
- 第六子 克桓，娶陳啟泰之女陳征為妻。
- 第八子 克軫，娶周馥之女周瑞珠為妻。
- 第九子 克玖，娶黎元洪次女黎紹芳為妻。
- 第十一子 克安，娶天津鹽商李士銘的女兒李寶慧為妻。
- 第五女 季禎，嫁陸寶忠之子。
- 第十五女 玲禎（早亡）
- 第六妾 葉蓁（南京人）
- 第十四子 克捷，娶北京女招待王氏為妻。
- 第十七子 克友，娶京劇演員於雲鵬的女兒為妻。
- 第九女 福禎
- 第十一女 奇禎
- 第十二女 瑞禎
- 第七妾 張氏（河南人，未生育子女）
- 第八妾 郭寶仙（蘇州人）
- 第十三子 克相，娶那桐的孫女张寿芳為妻，後又娶陳炳焜女兒陈思行為妻。
- 第十五子 克和，娶鹽商張調宸之女為妻。
- 第十四女 怙禎，嫁曹錕的長子曹士岳。
- 第九妾 劉氏（第五妾楊氏一個丫頭）
- 第十六子 克藩，早亡。
- 第十三女 儀禎，在季禎死後，續嫁陸寶忠之子。
年（1899年）石印本
- 袁世凯 纂，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光绪廿八年壬寅二月昌言报馆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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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藤顺太郎 著，张振秋 译，袁世凯正传，广益书局，1914年
- 亚苏，救亡 袁世凯叛国自帝之真相，亚强社，1915年
- 袁世凯全传，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
- 野史氏辑，袁世凯轶事，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
- 野史氏辑，袁世凯轶事续录，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
- 云南政报发行所，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云南政报发行所，1916年
- 民心社 辑，最新袁世凯，泰东图书局，1916年
袁世凯撰，襟霞阁主编，袁世凯家书，上海：共和书局，1925年- 平如衡，袁世凯家书 （第七版），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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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家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年
天津市档案馆辑，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陈瑞芳 王会娟编辑，北洋军阀史料 袁世凯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 袁世凯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委会辑，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
文斐，我所知道的袁世凯，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
袁静雪，袁克齐著，袁世凯秘辛，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骆宝善 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 1-36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 单富良 (Patrick Fuliang Shan)， «袁世凯评传» （Yuan Shikai: A Reappraisal）， 卑诗大学出版社 (UBC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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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包括：1，资产阶级革命派；2，以中国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党；3，积极联合革命势力鼓动各省宣布独立自治的立宪派。
^ 其成員是：外務大臣梁敦彥，民政大臣趙秉鈞、度支大臣嚴修、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王士珍、海軍大臣薩鎮冰、司法大臣沈家本、農工商大臣張謇、郵傳部大臣楊士琦、理藩大臣達壽。並以胡惟德、烏珍、陳錦濤、楊度、田文烈、梁啟超、譚學衡、熙彥、梁如浩、榮勳分任各部副臣。
^ 1、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2、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3、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4、文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5、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此方于事实上完善。
^ 胡适还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称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
^ 《关于山东省之条约》的附属换文：《关于山东事项之换文》、《关于山东开埠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的附属换文：《关于旅大南满安奉期限之换文》、《关于东部内蒙古开埠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开矿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铁路课税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聘用顾问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商租解释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接洽警察法令课税之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条约第二至第五条延期实行之换文》；另外有《关于汉冶萍事项之换文》、《关于福建事项之换文》、《关于交还胶澳之换文》3件换文。[48]
^ 1915年時，英國、日本等國採用君主立憲政體，亦成為世界強國，故部分輿論認為本為帝國體制的中國應當採用君主立憲較為合適
^ 指杨度、孙毓筠、李燮和、刘师培、胡瑛、严复、梁士诒、张镇芳等十三人，合称“十三太保”
^ 此事被袁世凱次子袁克文和女兒袁叔楨無意中發現，袁世凱曾責袁克定「欺父誤國」[54]
^ 1916年1月9日，孙中山电告上海总机关部，日政府派青木海军中将来沪，嘱与联络；[61]1916年1月19日，大隈重信内阁通过了注意中国南方动乱的决议；[62]1916年2月19日，孙中山与日人久原房之助订立借款七十万日元；[61]1916年2月21日，大陆政策急先锋田中义一向冈市之助建议采取手段让袁世凯退出并扶植日本的政治势力；1916年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晤梁启超，商讨袁事，并为设法赴广西；[61]1916年3月7日，大隈重信内阁决定要袁世凯退出权力圈，因为袁世凯不能保障日本在华利益；[63]1916年3月15日，代理奉天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电告外务省，日本人策动宗社党起事；1916年3月30日，日本太仓喜八郎以百万日元资助前清肃亲王善耆的宗社党；1916年5月4日，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得到日本资助，从青岛到潍县，攻击东城。
^ 电请或奏请袁世凯早日登位的有：1916年1月2日，李纯电请；1916年1月5日，倪嗣冲电请；1916年1月7日，段芝贵、陆荣廷、赵倜、孟恩远电请；1916年1月10日，参政院奏请，王占元、汤芗铭、靳云鹏等电请，陈箓电奏外蒙活佛及官府已遵用洪宪年号；1916年1月11日，朱庆澜、阎锡山、陈宧、张勋电请。[61]
^ 包括：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长江巡阅使张勋。[61]
^ 指1915年《二十一条》，日本企图殖民中国。
^ 可供查证的7次《禁烟令》颁布日期分别为：1912年6月11日，1912年12月25日，1912年12月28日，1913年10月27日，1915年5月12日，1915年7月17日，191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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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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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唐德剛：《袁氏當國》- 重读袁世凯—体味谋国者的雄才与悲哀
- 袁世凯称帝的正面意义
- 袁世凯沉冤百年，原因在兩朝政权
- 视频：湖湘讲堂《真实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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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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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帝国（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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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北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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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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